大势头条政策

温州的私营经济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40年来,温州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之一,屡屡被人提起。温州模式也成为40年来不断被讨论的议题。是什么造就了“温州奇迹”?其实,温州一路走过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的路上同样充满了荆棘。

温州市委原书记袁芳烈是温州商品经济发展的亲历者和重要推动者,在《浙江改革开放40年口述历史》(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编撰)一书中,他的口述《袁芳烈:不唯书 不唯上 只唯实》介绍了温州是如何突破体制束缚发展商品经济的。首发于公众号“中新浙里”(ID:ZJXWZZC),作者为中新社严格。

袁芳烈,改革开放后历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浙江省政法委书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2009年去世。

温州模式在浙江经济的腾飞过程中是功不可没的,但温州一路走过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的路上同样充满了荆棘。

我是1981年8月6日到温州的,任温州地、市合并领导小组组长。此前我是浙江省委常委、分管农业的副省长,温州地、市合并后任中共温州市委书记。温州曾是全省有名的“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当时经济发展缓慢,社会治安状况严峻,有些地方女工白天不敢上班,群众生活困难。

中央和省委多次收到群众来信要求解决温州问题,为此省委常委会多次研究温州问题,并讨论从杭州、宁波等地市委选派得力的领导干部去温州任职,但结果都没有人去。因为谁都知道温州情况复杂,工作难度大。

没有人去不行啊!在一次研究农业工作时,李丰平省长对我说:“有人提议你去温州。”我说可以,省委叫我去我就去,在哪儿工作都一样。后经常委会讨论就定下来了。当时省委给我的任务是彻底解决温州地、市组织领导班子问题,方法是温州地区和温州市合并,重新组建新的中共温州市委和温州市人民政府。

到了温州后,我和地、市合并领导小组研究要相信干部群众的大多数,确定了“快刀斩乱麻、粗中有细”的工作方针,通过民主推荐和省委批准,迅速组建新的温州领导班子,一方面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稳定社会治安;另一方面根据温州的实际情况,开始探寻温州经济发展的方向。

当时有这么一些民谣,是温州社会状况的反映:“白天倒霉,晚上等死”“永嘉单干,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洞头靠贷款吃饭”,以及“温州死路一条”。白天没什么事情做,只能在家里做煤球,所以叫作“白天捣煤(倒霉)”。我刚到温州,发现晚上很多人出来,拿着盆盆罐罐去排队,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去排队等水的。那时候温州很多地方还没有自来水,总共几十万人的饮用水,再加上工业用水,用水非常紧张。自来水供应量合起来才四万多吨,所以市民经常排队去等水,“水”和“死”在温州话中发音一样,所以叫“晚上等死”。温州当时交通不便,公路很差,铁路、机场都没有,只有水路一条,就有了“死路一条”的说法。这些民谣都反映了当时温州存在的问题。

我深深地感觉到肩上的责任重大,因此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经济建设作为全党中心工作的新形势下,作为履新温州的市委书记,看到民生困顿, 在解决班子问题的同时,以极大的精力思考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问题。

条件差、底子薄,温州将何去何从?温州的改革该从什么地方着手?我们开始了广泛深入的调查走访。

有一次,在瑞安马屿,我与市委副书记吴俊祥看到了路边一大群膘肥体壮的水牛。我就询问,水牛为什么能养得这么壮?这些牛大多由户主私养,也有公有私养的。户主告诉我,养一头水牛一年耕地能得500元、生一头小牛又能卖500元、挤的牛奶还能卖500元,比一个“三五牌”干部都强了!什么是“三五牌”干部?就是当时乡干部干到30年工龄,月工资才50块,叫作“三五牌”干部。养一头水牛就顶上一个“三五牌”干部,我当时就感叹私养还是有市场的。

还有一次,我在瑞安塘下镇了解情况,就顺手推开路边一农户家的门。一位老太太一边照看着五台土织机,一边织松紧带,还带着孙子。我问她一年能赚多少,她得意地说6000元,而设备投资才500元!我说好啊!你比我这个当副省长的赚得还多啊,我一个月工资才200元,一年也才2000多元。你比我强多了!但我不眼红,还要为你高兴呢,你们勤劳致富,收入越多越好。我当时就想,一个老太太一年赚6000元,如果一百个老太太呢?60万元利润, 比温州当时为数不多的国有集体企业都强。

看到和听到的这一切使我高兴。我曾经在金华、衢州很多地方工作过,但我在温州看到的这些是其他地方没有的。温州经济基础薄弱、人多地少、交通不便、资源匮乏,但民间存在很多有利因素。在广泛深入的调查走访中,我看到、听到了许多以往很少看到或听到的新鲜事物,如“重点户”“专业户”“挂户经营”“供销员”。这就是温州的希望所在!

这次走访调查花了二十多天时间,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启示,也使我觉得有了办法:那就是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必须坚定不移地从温州的实际出发,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解放思想,狠抓改革,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发展家庭工商业。由此,我决定将这确立为市委农村工作的指导思想。

农村的新鲜事物使人看到了希望,但这毕竟还是少数现象。尽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开过,多年来“左”的一套所造成的影响还根深蒂固,因劳动致富而遭受打击、批斗甚至坐牢的事使干部群众普遍心有余悸,人们对刚刚出现的新事物还有着深深的顾虑。大多数人还是想动而不敢动、想富而不敢富、富了又怕冒富,抱着等待观望的态度。

“八大王”事件不解决,改革就没办法顺利地进行下去。

如何使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尽快贯彻落实下去?如何使更多的人能像塘下老太太、马屿农民那样放手大胆地去干?必须从思想上解决问题。

1982年,温州经历了“八大王”事件。中央决定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时候,浙江省就把温州作为重点,温州的重点是乐清,乐清的重点是柳市。整治的速度很快。中央在1月发出通知,4月省委就派了有关部门十多个干部组成的工作组来整治乐清。当时柳市八个经营冒尖的能人,有“螺丝大王”刘大源、“五金大王”胡金林、“目录大王”叶建华、“矿灯大王”程步清、“翻砂大王”吴师廉、“胶木大王”陈银松、“线圈大王”郑祥青、“旧货大王”王迈仟,他们被冠以“大王”名号,其中五个分别以投机倒把等罪名被抓捕入狱并判刑。

就是这么个事件,对当时经济的打击很大,很多人因此不敢干了,改革的步伐受到了阻碍。

1982年12月,在我的提议下,市委市政府决定召开“两户大会”,通过“两户”代表现身说法宣传党的富民政策,消除干部群众的思想顾虑。但是结果出乎我们意料,会议通知发下去后,许多“两户”代表不敢来参加会议,说市里不知道又有什么新花样了,上半年把柳市“八大王”请进去了,这回是不是又要搞“鸿门宴”,把他们“一网打尽”。

怎么办呢?市委通知各县县委宣传党的政策,要各级领导干部亲自上门做工作,市区机关、工厂、商店、大街小巷也挂出了大幅欢迎标语,热烈欢迎“两户”代表。经过一番动员工作,终于有1200多位“两户”代表前来与会。我在会上作报告传达了党的十二大精神,并大力宣传劳动致富、允许经商办厂的新政策,我还特别称赞“两户”是温州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先进代表。会议表彰了70多位“两户”先进代表,还让他们披红戴花坐上主席台,30多位代表上台交流经验。

接着市委市政府又出台了“五个允许”“五个支持”等新措施。会后各县效仿市委也纷纷召开各县“两户会议”,宣传动员、表彰先进。被“左”的思想冰冻的局面终于打开了,各地群众纷纷起来办厂、开店。当时瑞安塘下有个挂靠学校的校办厂,在市“两户”会议后,一百多名员工中一下子有四五十人出来独力办厂。

但此时“八大王”事件成为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的拦路虎,人们对“八大王”事件仍心有余悸。“八大王”事件在干部群众心中造成了巨大阴影,以至于在传达市“两户”会议精神时,不少干部群众就说“共产党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也有的说“小富可以,共产党不许大富,‘八大王’不是还在牢里吗”。

如何完全驱除“左”的阴影,“两户”会议还远远不够,“八大王”事件对人们冲击太大,这点必须消除。

1983年春节刚过,我就亲自去柳市了解“八大王”事件,区委书记吴良志向我汇报了“八大王”案件的前后情况。吴良志还说,抓了“八大王”后,柳市当年工业生产下降了57%,柳市刚刚掀起的商品经济星星之火一下子就被这瓢冷水给泼下去了!听了这些我有些坐不住了,我想市委花了九牛二虎之力, 1982年全市工业总产值才增长3%多一点,这“八大王”事件的影响非下决心消除不可!

回到市里后,我当天就找了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孙沧。我向孙沧讲了在柳市了解的“八大王”情况。孙沧说这个处理是有问题的。我就说,共产党人做事光明磊落,要实事求是,错了就改,建议对“八大王”逐一复查。

孙沧立即进行研究,组织力量对“八大王”案进行了复查,并依据有关法律在1983年上半年依法作出改判,宣告“八大王”无罪,发还其钱物。但是宣告无罪并没有给他们平反,社会影响力不大。

1984年,中央下发了一号文件,提出疏通流通渠道,发展商业生产。我就在省委常委电话会议上提议给“八大王”平反,省委常委一致同意。后来在1984年春召开的全市乡镇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上,市委公开宣布给“八大王”平反,我还在会上作了《吸取“八大王”事件教训,大胆支持发展商品经济》的讲话。

“八大王”平反这事的面很小,但产生的影响很大。后来南存辉对我说:“‘八大王’平反后,我才敢正式申办求精电器开关厂,否则我是不敢办厂的。”这个求精电器开关厂就是现在正泰和德力西的前身,前段时间我看到报道,说“神七”升天德力西都有贡献,我也为他们骄傲。

到1984年,柳市五金电器经过了几上几下,但发展迅猛,产值达到53000万元。当时有镇办企业300多家、区办企业300多家、联办企业1200多家,而群众个体办企业达到15000多家,冲破了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了多层次共图发展的态势。我感到很欣慰,看到了改革的成果。

“八大王”平反后,在市委市政府的推动下,一乡一品、一村一品、一品多营等区域块状经济很快出现,十大专业市场相继形成,一个发展商品经济的热潮在温州城乡出现。

我记得小平同志说过,改革就是革命。温州是横冲直撞地大胆改革,一切从温州实际出发,否则就发展不了。改革就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当时经济要发展,但是受到很多条条框框的束缚,有一件事情我印象深刻。温州鹿城区有一家街道小企业,因为执行多劳多得的计件工资,工人的月收入有200多元,大大超过了国有企业职工的收入,被财税部门罚款50000元。他们想不通,给我写了一封信。我经过了解,发现当时企业工资总额都是有杠杠限制的,不允许搞计件工资,否则最高可以按300%处罚,1983年财政局就以此处罚了280万元。我找到当时的财政局局长,问他为什么要处罚。他说是按照规定来执行的。我仔细地思考了一下,觉得这样不行,企业没法发展。我就对他说,全部给我退回去。就这样,280万元一户一户都退回去了。这件事情处理好后的结果怎么样呢?鹿城区工业生产总值以一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开始是3000万元,第二年就有7000多万元,第三年就是14000万元。

乐清虹桥镇有个虹桥工业缝纫厂,是上海、杭州七个退休老工人和当地村里合伙办的,1983年他们就有1600万元左右的产值。当时温州也没有几个这样的企业啊!我看这个厂非常好,就经常往厂里跑。说来也巧,有一次我去他们企业,正好碰上市委组织部几个人到厂里,要整顿企业。看到我在企业,他们就向我汇报,说这个工厂党支部太骄傲,对抗上级指示,中央相关部委有个文件,离退休工人不能再就业,但这个工厂拒不清退,违反了这个文件。我当时就想,老天啊!这个厂就是七个老工人支撑起来的,他们有技术、有经验、有市场,把他们七个人清理掉,工厂只能关门,谁能负这个责任?我就说,党支部没有什么不对,退休工人再就业,是为社会主义事业作贡献。退休工人只能待在家里么?退休工人再就业,体现了社会主义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从城市到农村带动农民致富,这有什么不好?看人家致富了就眼红,这个文件在我们这里不能执行。

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改革就是这么一路过来的,要改革,就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要不进行不下去。

温州模式,概括起来就是:以私营经济为基础,以家庭工业、联户工业为支柱,以市场为依托,以供销员为骨干的模式。我至今认为,除此之外,当时温州的发展别无他途。

温州模式的发展及成果引起全国各地的极大关注,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各地的参观考察者纷至沓来。但与此同时,来自各方面对温州姓“资”姓“社”的质疑指责也从未间断过。作为省委常委会成员,我清楚地知道班子内部有些同志对温州的做法持保留甚至不赞成态度。

1985年1月,安徽省委书记黄璜来温州考察,他对温州“小商品、大市场”的经济模式赞不绝口,临别时对我说:“看来是学南容易学北难啊,我们要学习温州经验……”我笑着说:“学南也不容易,弄不好要付出政治代价啊!”

1982年,我出席党的十二大,亲耳聆听邓小平、胡耀邦同志的讲话。他们的讲话充分肯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成就,说农村的改革绝不能走回头路……这些话给了我极大鼓舞,心里更豁然开朗了,对所谓姓“资”姓“社”问题有了坚定的信念—— 温州姓“社”不姓“资”。我也就更坚定地认为:温州底子薄,基础条件差,只有依靠群众发展商品经济,除此之外,温州没有别的路可走。小平同志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阳过去几十万人出去讨饭,而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1984年温州80%的农民都盖了新房,这有什么不对?温州的发展道路体现了我们党一直提倡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所以不管上边怎么说,也明知有人反对,我还是坚定不移。我说我们要替老百姓着想啊,老百姓要吃饭啊,当干部的要有务实精神,有奉献精神。

当然,温州发展商品经济的做法一直得到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的赞赏和支持,如省委书记王芳同志对温州的做法就一直是肯定和支持的。

许多中央领导对温州的支持和肯定也是我难以忘怀的。1984年国务委员、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同志来温州,我陪同他看了柳市。张劲夫同志对沿街摊、店的生产经营逐一询问,高兴得赞不绝口,说:“老袁啊,你们是怎么搞起来的?要好好总结经验……我们国家发展工业的路子不对,你们这样不是很好嘛。”我说:“我们还有不少问题,有些产品质量不好,管理也没能跟上。”张劲夫说:“质量不好可以提高,谁说街道、弄堂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就注定不好?瑞士手表不就大多是弄堂工厂生产的吗,人家质量不是很好吗?”

1985年杜润生、吴象等同志来温州考察,杜老看后极为兴奋地对我说:“老袁啊,我向往了一辈子的东西在全国其他地方很少见到,为什么到温州就到处都是啊!”他端起酒杯风趣地说:“我们两个要建立地下热线联系。”

1986年4月,万里同志亲自来温州视察,又作了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温州发展经济所走的路子,使温州的广大干部群众受到极大的鼓舞。那时我已调离温州, 回到省城后担任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后来被选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1986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中央书记处书记郝建秀到塘下考察家庭工业,并举行“七级书记会”。 瑞安宣传部 供图

总结温州的发展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坚持群众路线,而且当领导的一定要敢于坚持实事求是。

第一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我们当年那样做,就是从温州地少人多、底子薄、条件差的本地实际出发,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发展经济。

第二是坚持群众路线。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保护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像专业户、重点户、浮动利率、专业市场等就是群众的创造,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限的创造力。我们召开“两户”大会就是树立榜样,肯定群众、依靠群众;为“八大王”平反就是为了保护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发展经济。

第三是当领导的一定要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我们一直都在讲, 逢会必讲,谁都会讲,但谁都会讲不等于谁都会做。在坚持“实事求是”前面还要加上个“敢”字,要敢于坚持!敢不敢坚持“实事求是”,不仅仅是工作作风、工作方法问题,而且是个根本立场问题,是敢不敢为国家利益、为人民利益坚持真理的问题。当干部的任何时候都要有务实精神、奉献精神,如果你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安危、仕途得失,只看上面脸色行事那就完了。当然,坚持实事求是,有时是要付出代价的!但作为共产党员,为人民利益付出代价是值得的。

Comments (1)

  1. 至于云南,不需要超车,它的特征也不是纯粹特殊的。上帝置其于理性的自然之中,不好也不坏,它所要求我们的是思维符合于理性,特殊统一于普遍,不能以扩展替代发展,不是{1,10,100,1000,…},该扩展否定了自在自为的存在,包括人的内在需求和理性的自然。内在的是必然的,即肯定人的平等的,不是平均,心理层次需求,从生理需求直到实现自我。为什么必须平等?因为,权利于人只有平等才有人格,而先验的综合判断,即无关于经验的意识,确认道德的体制,即等价体制,所能够引导的只有权利平等的人民。相反,偏序体制畸形心理层次需求,滋生不法和犯罪,由于否定对称性,即使膜拜于市场,被煽动的是情欲、冲动、贪婪。云南不例外,这个贫穷且被粗俗鄙陋的钢筋水泥雕琢得满目疮痍的、因而已经被彻底否定本质,背离理性的存在。假设拯救它,它也绝不是麋集制造业或变成世界工厂,它自身联系山区、水体以及保持至今的气候,与海南期待的一样,我们必须参与性的公民政治,而不是偏序,也不是管制,道德源于人格,创造源于激励,而置于二者之中的是信仰,热爱真理以及求知的欲望。如果条件成立,也许,我们还能够最小的平均总成本规模经济,主观意志于概念或理性,与自身统一,自由并对立上述那种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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