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势

祁斌:大国博弈,我们要比美国更清醒一点

为什么美国没有产生巴黎公社?没有发生十月革命?美国有一个自我的修正能力。美国不断在市场和公平之间,或者是效益和公平之间寻找平衡点。

本文选自中信出版社新书《中国经济的定力》,根据长安讲坛第346期内容整理而成,原题《大国博弈与海外投资》。作者祁斌系中国经济50人论坛特邀专家,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今天我想讲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谈一谈中美贸易纷争。 第二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外投资的路径、思路和解决方法。 第三个方面,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以及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第一,我先说宏观背景、国际形势和大国博弈。

我们今天思考所有的世界问题和中国面临的挑战,都离不开这样一个背景:中国经过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经历了高速的增长和发展。这是今天我们思考中美关系,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思考中国下一步发展路径无法回避的背景。

改革开放四十年,很多故事、很多发展变化数不胜数。图2.3比较简洁清晰,从中可以明显看到中国的变化。细虚线表示的是中国的制造业增长。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占的比重非常低。1997年占5%多一点,2009年占比超过美国,2011年超过欧盟,而今天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占到全球的25%。

最近有一篇文章叫《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它回顾了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国在1978年人均收入相当于南撒哈拉沙漠国家的1/3,南撒哈拉沙漠国家是非洲最穷的区域,当时中国比非洲最穷的区域还要穷。今天中国生产了全球一半的钢铁、超过一半的水泥和1/4的汽车,事实上德国大众有70%的车是在中国生产和销售的,德国2017年在中国的汽车销售额已经超过了美国。

中国的传统制造业在过去四十年实现了不可思议的发展。这其中也有部分发达国家从制造业领域退出的原因,现在特朗普提出美国要回归制造业,这个回归也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希望能够螺旋式上升。

虽然我们的高端制造业还比较落后,但我们在过去四十年取得了非凡的进步,中国的传统产业得到了全面的提升,新兴产业也在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专利申请国,现在我们每年申请的专利数量是美国的150%~200%。当然我们有些专利质量并不是很高,但是优秀的专利还是有很多的。比如,清华大学2016年在美国申请和获批的专利数量在美国排名第二,第一名是美国加州大学,加州大学有好几个分校,清华大学的专利数仅次于加州大学好几个分校的总和,这确实是非常优异的成绩,值得祝贺。

最近我在党校学习了两个月,有机会回顾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重新思考了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经济发展路径。20世纪50年代,中国搞了一个大炼钢铁运动。当时我们在抗美援朝,坦克数量非常少,所以老一辈革命家非常着急,都说需要大炼钢铁。尽管当时全国人民都非常努力,但后来发现小高炉根本达不到应有的温度,效果非常差。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市场经济,经过四十年的努力奋斗,今天我们的钢铁产量已经是美国的8倍了。

我们走市场经济道路,不是简单复制西方经济的模式,而是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为什么在资本主义早期会出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这些著作和相应的思想理论?因为在资本主义早期,资本和劳动力虽然都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但是资本的稀缺和劳动力相对没有谈判力,使这两者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失衡,客观来说,的确是有剥削存在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不光是经济学分析的著作,还有很多人类正义感和社会道德判断的内容。在其中,马克思指明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希望人类社会找到一个比较均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希望既能够利用好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利用好民众对财富的追求和相应的激励机制,创造社会的繁荣,同时也不希望过度自由的市场带来社会的高度分化、分裂或不稳定,我们要走一条相对平衡的道路。总体来说,过去四十年中国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选择了市场经济道路。

在党校我重新学习了邓小平理论,发现他在1975年“复出”和1978年第二次“复出”的时候,在讲话中并没有提到市场经济,可以看出他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思考轨迹也是在不断变化的。1975年他第一次“复出”只是提出要全面整顿,要加快经济建设,但是经济建设究竟怎么搞,党和国家当时并没有找到完全有效的方法。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探索,我们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发展道路,市场经济手段调动了成千上万人的积极性,我们把原来想做的事、不可思议的事,超出原来想象很多倍地做成了。

2000年我回国后,当时清华大学的顾秉林校长和我聊天,他说:“我现在做了校长,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设‘中国的硅谷’。你学经济学,请你给我提点建议。”我说,硅谷的本质就是资本加科技。顾校长当时没有说话,我想他肯定觉得我过度强调了金融或者经济体制的作用。

我在清华学的是物理,也留校教过一年计算机,后来去美国申请生命科学专业的研究生。因为当时我们相信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虽然今天好像还没有来临,但是我相信它早晚会来临。我在美国读的是生物物理,在这期间为了搞好生物研究还学了有机化学。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只要班上有一个中国人,只要这门课沾点数理化的边,那么中国人很可能是第一名。如果班上没有中国人,那么印度人是第一名。如果班上有两个中国人就麻烦了,这俩人就会竞争,如果这个考99分,那么那个考98分的就会很生气,但后来一看美国人平均才刚及格。

我在美国待了一两年以后,感到很疑惑:中国人的成绩都这么好,为什么我们得诺贝尔奖的却寥寥无几?为什么我们没有很多高科技产业?1992年,也就是二十多年前,美国人的数学那么差,为什么却有一个硅谷?过去一百年人类社会的高科技发明,基本上都是美国人或者是别国人在美国发明的。日本人获得了十几个诺贝尔奖,但是日本人没有发明出苹果手机,德国人也没创造出互联网。这些都发生在美国。为什么?就是因为创新是由市场驱动的,美国有一个强大的市场经济体制,有一个强大的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制。在美国,每个人都希望变成下一个比尔·盖茨,他们怀揣抱负和梦想,这驱动鼓舞着无数的人。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1年前后,清华大学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探索,清华的科研产品最终转化率是20%,而这些产品走向市场的比例又是20%,但这两个20%不是相加,而是相乘,结果只有4%。像清华大学这样在中国工科大学中的地位,它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如此之低,为什么?就是因为缺乏一个合理的传导机制。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至少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科研经费问题。原来中国太穷了,要科研经费没有,要科学仪器也没有。而在今天,国家有很多科研经费下拨给清华,还有很多杰出校友捐助资金给清华,清华大学的科研经费对科研活动起着有力的支撑作用。第二个是科研成果转化的传导机制问题。现在通过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比较迅速地走向市场,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

今天中国的消费能力有了巨大的提高,中国即将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当然,社会零售总额是指实物消费,而消费统计中的另一部分是服务消费。服务消费不太好度量,其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实际价值也不好横向对比。以前所有的创意类消费品,都要经过美国市场的检验站住脚后才算成功,因为美国是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消费市场。今后可能某一个产品一定要在中国市场站住脚,然后才能在全世界横扫。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之后,还会进一步以比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美国高出2~3倍的速度继续增长。

因此有可能在10年、15年之后,中国会再造一个美国市场,中国的市场规模会变成美国市场的两倍。中国的消费市场对全世界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个产业、任何一个经济体、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资本家来说,都是不可抗拒的诱惑,这是无法阻挡的。现在西方有一些极右的势力说要把中国隔绝开,说句玩笑话,他们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吗?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会跟钱过不去,会跟市场过不去吗?因此,只要我们走市场化道路,他们就不可能不跟我们合作,这里面的核心问题还是我们自己能够持续发展。

20世纪90年代,美国企业界有一个梦想,他们觉得假如8亿中国人每天早上醒来都喝一杯可口可乐,这将会是一个多么令人兴奋的市场。当时没有人认为这种事情会真的发生。但是今天,13亿中国人早上醒来,虽然要喝一杯可口可乐的人不多,但是我们每天早餐的消费早就远远超过了一杯可口可乐的价格,西方人以为不可能的事情其实已经发生了。

最近中投公司(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在跟日本金融界谈中日产业合作基金的设立。美国金融界有高盛这样的企业,高盛在美国金融界是当之无愧的“老大”,在总体实力上把别的机构甩出好几条街。日本金融界缺一个像高盛这样的领军企业,所以日本的五大金融机构联合起来跟我们合作。在这五大金融机构中,我们没办法判断谁的实力更强,虽然综合实力上,野村证券比大和证券强一点,但是差距并没有那么大。野村和大和是日本投行企业里的两个“大佬”,但是跟中国的金融企业比较起来,又是两个小萝卜头。其他的三家商行体量倒是比较大,基本上都是相当于中国工商银行的规模。

我们向日方表示,最好是他们联合在一起跟我们合作,但是他们说不可能,因为这五家日本领军金融企业有互相竞争关系。我们表示,如果不能联合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合作了,结果最后还是五家机构联合起来跟我们合作。五大金融机构的合作,在日本历史上几乎没有过,他们自己都觉得不可想象。可以看出这件事情的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中国市场带来的强大谈判力,他们不光是看上中投的2 000亿美元资金,更是看好中国13亿人口的市场消费能力。

最近有个日本金融机构的高管跟我说,他去商店的时候,发现日本售货员对中国顾客比对日本顾客还要热情,因为中国人在日本扫货很大方。听了他的这番话,我真是感慨万千,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今天的发展成果,这种情形简直不可想象。

如图2.4所示,这两张照片,上面是美国纽约曼哈顿的全景图,下面是中国上海陆家嘴的全景图。我向大家展示这两张图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这两张图比较好看,二是它们“长”得特别像。

世界上没有另外哪个国家能和中国、美国这样如此之像了。中美两国的纬度差不多,面积也差不多,人口虽然相差了4倍,但美国有3亿人,也是人口大国。论经济规模,中国是美国的61%。中美两国的金融中心,也就是上海和纽约,这两个城市的面貌都非常像。当然,中美两国如此相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很多东西是跟美国学的。发展资本市场、现代金融、现代经营体系,这些我们都是跟美国人学的,我们能够善于学习是件好事。我觉得,今天的美国也需要好好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能有好多东西也要跟中国学习,中美两国要相互学习。中美关系将来的最高境界是一个竞争关系,但是最好的状态应该是良性竞争,是建设性的竞争,而不是恶性竞争,更不是破坏性的竞争。

在过去一百年里,除了中国之外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走得与美国如此相近,而且是在全方位追赶和接近。“冷战”时期俄罗斯的核弹头比美国多一点,但是在别的方面都不行。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体量曾逼近美国,但是日本的发展不是用市场经济的模式,而是打鸡血的模式,就是政府重点扶持一些企业,稍有风吹草动这些企业就跑了。很多人总把今天的中国跟过去的日本比,我觉得根本不可比。日本人搞赶超,追得离美国人很近了,美国人察觉了以后,一抬头,一睁眼,搞了一个“广场协议”,就把日本经济折腾垮了。日本经济垮掉了肯定是日本自己的问题。今天的中国跟当初的日本是不一样的。

前一段时间我请高盛的一些合伙人来中国参观,让他们去看了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又看了京津冀地区。看完了这三大经济区域以后,他们说印象太深刻了,我说没错,中国从省委书记、省长到市委书记、市长,从国有企业的领导到民营企业的老板,甚至到街上的快递小哥,每个人都在忙,每个人都不闲着,所以中国增长是“有机增长”。它是从每个角落里生长出来的,因此也是不可阻挡的。如果中美合作,我们会共赢。如果中美不好好地合作,中国照样能够发展,但这样一来美国付出的成本还不低。高盛的合伙人们说他们完全听懂了。

在今天的中美关系上,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主动权,但是我们至少在认识上要比他们更清醒一点,在站位上要比他们更高远一点,因为是我们要赢得发展崛起的时间和空间。

中美贸易纷争有一些偶然因素,这些偶然因素里有美国的因素也有我们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必然因素。历史上这种事情发生过。今天的贸易纷争背后的原因和一百年以前的贸易纷争几乎一模一样。2018年7月,我们对中美贸易纷争进行了研究,把中美贸易分成了三个层面和三个维度。

在短期、中期、长期三个维度上,中美贸易纷争的三个层面分别是贸易纷争、技术竞争、大国博弈。

在第一个层面上,中美贸易纷争里大概有五六个误区,我在这里讲两个。

第一个误区,有人说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不够对等,或者说美国跟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都不对等。这说得对不对呢?是对的。德国车卖到美国,美国收它2.5%的关税。美国车卖到德国,德国人收它10%的关税。美国车卖到中国,我们收25%的关税。更有甚者,美国有一种皮卡车卖到中国,我们要收90%的关税。即使在收90%的关税的情况下,这种皮卡车在中国竟然还脱销,甚至供不应求。

世界对美国产品收的关税远远超过美国对世界产品收的关税,所以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关税上的确不对等。但是关税的不对等是不是就是贸易的不公平呢?不是。为什么?关税的设置是各国自愿的,是各国政府自己的选择。为什么美国要选择低关税呢?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高额的关税其实是收了本国消费者的关税。所以从关税征收的角度来看,美国的低关税能够让美国消费者的福利最大化。

美国是一个贸易逆差国家,而贸易逆差约等于效用顺差。所以美国人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全世界最好的、最多的产品。反之,中国是一个贸易顺差的国家,有可能就是效用逆差,为什么?因为污染透支了我们的环境资源,因为工人的低工资透支了工人的福利,实际上是积累了一定的社会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都是牺牲了我们自己的效用,反过来补贴了美国人。今天被补贴的人竟然还在抱怨,这其实就是一个误区。

为什么突然之间美国提出要加关税呢?因为美国人突然发现有一部分美国的产业工人失去了竞争力。过去一百年来美国一直在不断降低关税,以提高美国消费者的效用,现在突然变成了既要照顾消费者效用,又要保护某一部分产业工人。所以美国要提高一点关税,牺牲一点消费者的福利,换取对某些产业的保护,这是一个妥协和折中的办法。在各国的关税政策上起码有两个变量要考虑,而不是单个变量。原来美国只考虑一个变量的最大化,那就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现在还要考虑创造就业机会最大化。

第二个很大的误区就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价值的计算方面。比如因为中国卖给美国的苹果手机是在中国最后组装的,所以价值600美元的苹果手机都被算成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实际上,中国在每部手机里只得到了5美元的附加值,连整部手机的1%都不到。把这600美元都算成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非常不合理的,在计算中美贸易差额时应该把这种情况剔除掉。在没有剔除之前,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美国对世界贸易逆差的将近50%,看起来非常吓人。在剔除掉这些之后,这个比例就只有16%。这两个数据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即使是16%,美国对华的贸易逆差占比也比日本和德国高,所以任何一个美国政治家都没法对老百姓交代,不管这个问题是美国自己引起的还是别人引起的。

美国的关税税率其实也有一个演进的过程,一百年前美国的关税高达25%。当时美国遭遇股灾,时任美国总统胡佛不太懂经济学,他为了保护本国产业,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加关税。但是他忘了物理学还有一个基本定律,那就是有作用力一定会有反作用力。当他对欧洲产品加关税时,欧洲也对美国产品加关税,两边的税率都是25%,个别产品甚至高达500%。这一下使欧洲和美国两大经济体双双进入了冰冻期,美国进入大萧条,欧洲同样陷入经济衰退。苦难的德国人最终把希特勒送进了总理府,结果就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灾难。从那以后,人们就认识到了高关税的危险,从此走向战后几十年的降低关税的缓慢征程。

此后七十多年,美国的关税从25%降到2.5%。伴随这个过程有三件事情发生。第一,美国消费者的效用不断增高。第二,美国产业竞争力不断提高。美国的产品越有竞争力,美国就越敢降关税。第三,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初步形成。

这是过去一百年发生的事情。我们相信大的趋势不可阻挡,中间可能会有一些浪花,但是大方向是无法改变的。

第二个层面是技术竞争。在这方面,有些人认为中国很强大,很厉害,也有些人觉得中国人很不行,那么在技术竞争层面中国人究竟行不行?还是数字说话比较准。全球IP(知识产权)市场中份额最高的是美国,二十年前是60%,2015年掉到40%;其次是欧洲,现在是40%;第三是日本,占不到10%;可以看到我们在全球IP市场,也就是知识产权市场只占有非常可怜的市场份额。

图而在全球技术产品和高科技产品的销售各国所占的份额中,2015年美国占50%,高居榜首;欧洲占10%;日本占15%左右;中国只占3%。这里面有个小插曲,美国是从40%的IP市场份额中创造出了50%的高科技产品销售份额,欧洲40%的IP市场份额却只有不到10%的高科技产品销售份额,这个差距有点大,为什么?答案很简单,欧洲是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不鼓励创新,而美国是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鼓励创新。基于这样的事实,中国要发展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

中国无论是IP市场还是高科技产品市场,在全球都占非常低的份额。我们看看全球各国研发的投入比较,中国在最短时间迅速追上了美国。在2015年的全球研发占比中,美国是30%,中国是将近30%,欧洲是25%,日本只有不到10%。虽然在创新方面我们仍然很落后,但是我们很努力。这让很多西方人吓了一跳,中国人在创新方面的追赶速度太快了。

第三个层面讲大国博弈。其实西方在1999年以前就已经有“中国威胁论”了,但后来发生了“9·11”事件,客观上影响了美国社会主流人士的一些想法,把美国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中东。为什么中国今天重新成为他们注意的目标?至少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对比一百年以前的世界,当时正好是“美国威胁论”,因为那时美国经济正要从总量上超过英国,所以欧洲当时最流行的观点叫美国威胁论。世界历史是如此相似。我翻译过一本书叫《伟大的博弈》,讲美国历史的演进。二三百年以来,它是怎么一步一步从一个荒凉之国走向现在最发达的国家的,在这个过程中,它经历了一些苦难,最终决定它能够崛起的根本因素还是体制机制。

华尔街早期的乱象和中国资本市场早期的乱象是一模一样的,我当时推荐这本书给很多中国政商界同人看。不管怎么说,华尔街这个市场化的金融体系还是推动了美国的崛起的。它在美国历史上每个重要的事件中,无论是南北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重工业化和高科技崛起进程中,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大家一定要多了解历史。

记得有一次我去印度开会,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当时印度人讨论中国问题,他们对中国的一些数字比我们还清楚。但是当讨论印度问题时,我们面面相觑,几乎什么也不知道,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关心过印度这个国家。当时我觉得特别感慨,中国人是真不关心印度,印度人是真关心中国,而中国人关心的却是美国。印度人天天盯着中国,中国人天天盯着美国,都是在一个劲地追赶。只有了解历史和别国的情况,才能够知道应该怎样更好地走自己的路。

资本市场博弈牵动了大国博弈和兴衰。有一个研究汇总了此前五十年将近17个OECD国家的发展历史,这个研究主要是看在经历了多次经济危机之后,哪个国家复苏得最快,哪个国家复苏得最慢。结果无一例外,每次复苏最快的是四个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每次最慢的是四个国家:西班牙、比利时、奥地利和卢森堡。前四个国家正好组成了资本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后四个国家正好属于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

换句话说,从历史事实可以推断,市场化主导的金融体系更有弹性,碰到经济危机之后复苏得更快。反之,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的银行主导金融体系,碰到经济危机之后复苏得比别人慢,或者可能就复苏不了了。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可能不遇到危机或者是挫折,如果每次都能稳步复苏,甚至复苏得比别人快,那久而久之这个国家就崛起了。如果每次都复苏得比别人慢或者不能复苏,那久而久之这个国家肯定就衰落了。所以大国崛起的成功与否最终还是取决于体制机制。体制机制有一个重要的部分,那就是这个国家的社会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这可能正是决定性因素之一。

1735年,乾隆皇帝刚登基,那时候他非常年轻。当时中国的GDP占全球的1/3,是世界上最文明开化的礼仪之邦。年轻的皇帝志得意满,说“愿共天下臣民永享升平,所愿必遂,所求必成,吉祥如意”,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国的老百姓想要什么都有。实际上这个时候离第一次鸦片战争只有一百多年的时间。当时的中国看上去很好,非常强大,但是与崩溃其实就是一墙之隔。很多封闭的文明看上去很美,但其实是一触即溃的。因为西方的工业革命兴起了市场经济文明,带来了新的生产和经济组织方式。这种新的生产和经济组织方式比中国古代的生产方式强大了不知道多少倍。当这两种文明交汇碰撞的时候,传统方式必然一触即溃。

我在党校学习的时候,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来给我们讲课。他说,最近故宫整理文物的时候又有了新的发现。他们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堆纸,打开一看,那里面是乾隆的诗。乾隆是中国古代最高产的诗人皇帝,据说一辈子写了10 000多首诗。这次又在这堆纸里面发现了20 000多首诗,加起来有30 000多首。乾隆在位63年,竟然写了30 000多首诗,他哪有时间研究市场经济,哪有时间研究西方文明,更没有时间去了解世界其他国家都在干什么。当时西方世界多次派使臣来访,想跟中国打交道,做生意,我们的皇帝根本不予理睬。当然,历史无法追溯。我想说的是,无论过去、今天还是未来,如果不能抱着开放的心态,如果不能消化吸收最先进的生产力,我们就无法立于不败之地。

应对中美贸易纷争,具体来说我们应该有四个方向的看法。

第一,我们要深挖本国的消费市场,这是由于现在中美贸易遇到了一些挫折。

第二,我们要努力跟欧洲和日本搞好关系,今天欧盟的GDP还大于美国。

第三,我们要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努力发展与一些新兴市场的关系。这个过程一定要循序渐进,要实事求是,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

第四,我们要逐步改善中美经贸关系。在一些产业和一些领域,我们可以开放购买美国的一些产品。这个过程可能会给本国产业带来一些压力,但是这些压力也会变成动力,让本国企业迅速去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我们相信在开放过程中,我国的产业最后一定能够胜出。因为在中国开放的过程中,中国人学习外国人的思路比外国人学习中国人思路快得多,所以我们要有足够的自信。

技术竞争方面我想也是三个方面。

第一,我们要跟美国开展七分位的技术合作。因为八分位的技术美国不给我们,防着我们,而中国五分位以下的技术已经比美国强了,而且还比美国有价格优势。世界上现在只有两种产品,一种是中国人会做的,另一种是中国人不会做的。某种产品的做法一旦被中国人掌握了,产品的价格一下能直接下降80%。所以美国人没办法在这个方面与中国人竞争,中国人一旦学会了,他们就没法留在这个市场里了,所以他们要严防死守。我们虽然在技术上落后,但是我们也有努力学习和追赶的权利,当然同一时间我们确实要保护好知识产权,加快这方面的进步。

中投公司在芝加哥举办中美产业峰会的时候,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先生对美国的听众说,美国人不是最欢迎竞争吗?中国现在对美国形成了竞争,美国应该欢迎、应该高兴才对。在场的美国人没有回应,因为虽然竞争会给每个人都带来好处,但是一旦竞争来的时候,人们的心态也会发生变化,我们应该理解和原谅一部分美国人的想法。

我们跟美国人在技术上五分位和七分位之间的空间可以合作,但是对日本和欧洲就不用“客气”了,就是要与对方九分位最好的技术合作共赢。这些国家没有足够大的市场,必须要跟中国市场结合才行。其实美国最好的技术也应该跟中国市场结合,因为给3亿美国人用和给14亿中国人用哪个利润更大,这个选择题的答案是显然的。因此我们既可以跟美国合作,也可以跟欧洲合作,还可以跟日本合作。

还有一个就是自我创新。我们要完善体制机制创新,鼓励我们的人才出去发展,同时也要多吸引优秀人才回来。20世纪80年代,我们八五级清华大学物理系三个班108个同学,出国留学60多人,只回来了“三个半”,这“三个半”中一个是我,还有一位同学回国搞了一个网站叫豆瓣网,另一位同学回来在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工作,还有“半个”同学回国的意思是这位同学回来在昆山开了一家工厂,但是他的家人还留在美国,所以我说是“三个半”。剩下50多个人都留在了美国。

对比之下,印度人是真的“不爱国”。印度人离开了印度就不会再回去了,有的顶多回去一次,回去的目的是娶一个老婆,再把老爸老妈接到美国,从此就不回国了。不过最近印度人倒是愿意回国了,因为印度在班加罗尔搞了一个印度版的“硅谷”,对人才有很大的吸引力。从印度人的转变来看,如果有好的机制、好的发展前景,在海外的优秀人才一定会愿意回来。如果我国的这些海外人才都能够回国,或者大部分能回国,搭配上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和13亿消费者的大市场,我相信我们的自主创新一定能取得更快的进步。

第三个层面从大国博弈角度来说,就是三个坚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坚持与世界共赢。尤其第三个坚持非常重要。中国的崛起和发展,如果不能让世界受益,那一定是不可持续的。如果周边的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以邻为壑,我们也是发展不起来的。我们跟其他国家的合作,是一个经济合作,而不是零和游戏,合作过程中就会有增量,这一点非常重要。

对于中美关系,要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我举一个例子,美国每年有一个州长协会的峰会,许多州长在一起讨论各州的发展问题以及其他各种问题,这个峰会相当于中国的几十个省委书记和省长在一起开会。有一次,他们想找一个中国人讲讲中国经济,中国驻美大使馆推荐了我去。我在峰会上讲了中国经济的现状和发展,讲了中美合作的前景。一位我认识的州长很激动,他走上台即兴发表了十分钟的演讲,他说中美两国之间没有什么不合作的理由,随后全场掌声雷动。

无论是美国的州长、美国的企业家还是美国的老百姓,其实都是希望和中国合作的。美国每一个州长脑门上都刻着四个字:招商引资。要不是特朗普和美国联邦政府管着,他们早就跑到中国来招商引资了。2018年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来了一个美国的州长,他和青岛海尔签了一个协议,希望能在肯塔基州扩建海尔的工厂,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后来我们在中投公司又组织了100多个企业家跟这位州长座谈。

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2017年写了一篇文章叫《全球格局的演变》,他说17—19世纪是欧洲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但是在大国权力转移和全球格局演变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摩擦,甚至会出现战争。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让21世纪不仅是中国的世纪,还是世界的世纪、全球的世纪。如果世界各国相互缠绕,相互融合,分不出彼此,就没有那么多摩擦,也没有那么多胜负了。当然他的这个想法有点理想主义,但是人类不可能没有理想,我也认为他说的方向是对的。

目前,中美之间一天61趟航班,现在来看已经远远不够了。有一次我在美国开会,我对全场几百名来自世界各国投资机构的首席投资官说,中美之间应该一天有100~200趟航班。这一天的到来,对中美经济,对世界和平,对我们的子孙后代都是一个福音。因为交流的增多让中国和美国能够形成一个良性竞争、互利共赢的状态。中美两国的良性关系对于世界来说是一个最稳定的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会持续和平。虽然这中间一定还会有很多摩擦或者一些冲突发生,但是总体来说我们应该往持续和平的方向努力。

接下来简单说一下对外投资。

中国对外投资需求的产生和增加,还是因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发展。从1979年到2009年,中国的人均GDP增长了178倍,这是个不可思议的数字。但是,这个数字跟中国人均储蓄增长的倍数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

1992年中国人均月工资只有10美元。前不久有一位美国记者采访我,在电话里聊了一个多小时,后来他写了一篇文章发过来请我校稿。我发现稿子里有一个明显的笔误,这位美国记者写到,1992年中国的人均年收入只有1 000美元。这是一个明显的笔误,其实当时我们的人均年收入只有100美元左右。美国记者说他想了半天,没忍心把这个数字改掉。因为在美国人心里,人均年收入1 000美元已经是最穷的了,不能再穷了。实际上我们当年的情况比他想象的糟糕多了。

我们今天已经有了这么庞大的社会财富积累,但是还是缺乏一个市场化资源配置体系。我们一会儿闹股灾,一会儿债券市场面临风险,一会儿期货市场又出了问题,而房地产市场泡沫居高不下。这些乱象出现的共同原因就是缺乏一个配置资源的市场化体系。同时我们还有大概20%的钱要走向全球去投资,这是历史的必然。过去十年中,中国对外投资额翻了100倍,比较客气的估计是其中40%“打了水漂”。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有的人是为了转移资产、居心不良,有的人是对外投资不得章法。跨境投资是一个非常难的活动,因为一旦涉及跨境,就会发现有好多境外的事情是我们完全搞不明白的。

解决跨境投资中的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有人来搭建一个公共平台。这正是中投公司的定位,中投作为国家主权基金在这一方面也责无旁贷。我们在过去两年中尝试搭建这样一个平台,这个搭建的过程还在推进之中。尽管目前还很不完善,但这样的尝试在国内也是首次,甚至在全球来看也是首次,因为别的国家没有一个机构想去做这件事情。

中投有2 000亿美元可以对外投资,中投这么大的金融机构,理应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较大的贡献。国家提倡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中投应该努力去探索,探索的第一目标就是中美之间的投资。

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是美国的61%,2015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1/14,我们跟美国的差距是巨大的。美国人觉得一般或者只能算还可以的东西,搬到我们这儿基本上就是好东西。在美国所谓被抛弃的一些产品,比如摩托罗拉、约翰迪尔农业机械设备和一些工业机械设备、生物制药的产品,包括中国中西部引进的很多产业,也就是美国七分位的技术,但对我们来说仍然是领先的技术。

如果这些七分位的技术与中国相结合,它们就能够延续繁荣,就能够创造就业机会,而我们也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推动我们的第二、第三产业升级。基于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们设计了中美制造业合作基金。

美国的威斯康星州有一个城市叫密尔沃基,这个城市有一个本地人很少听说过的乡镇企业叫A. O.史密斯,这家美国企业到中国来发展了20年,过去16年每年增长22%,企业产值翻了几十倍,从一个乡镇企业,变成标普500强。这家企业有一个邻居,听说之后也跑到中国来了,今天满大街都是它的卫浴产品的广告,这家公司叫科勒,中国人还以为是德国的品牌,其实是威斯康星州的一个乡镇企业。

在中美贸易纷争这么激烈的时候,我们中美制造业合作基金还是成功完成了首轮募资,融到了15.2亿美元。因为我们用资金搭了一个平台,中美两国有几十个、数百个产业在这儿对接,产生了巨大的放大效应。

为了搭建中国和世界投资对接的桥梁,2017年我们召开了首届中投论坛,有1 200位中外CEO(首席执行官)参加论坛。2018年的第二届中投论坛,又有3 340位CEO报名参加。同时我们还举办了“美国州长走入中投”活动。现在美国州长到中国出差,几乎都要到中投来,每次我们会帮他们联系100~200个中国企业家对接,还可以宣传他们州。有一位第一次来中国的美国州长,先到浙江见了2位企业家,再到上海见了7位企业家,后来到了北京,我们帮他联系了200位企业家面谈,他感到非常兴奋,说以后要经常与中投公司合作,要给美国工人找工作。

我曾经说过一个理念,中国企业走出去要组成一个航母战斗群。有人说你这么说,容易引起敌意。我说航母战斗群不一定非要打仗,它也可以维和。这个航母战斗群里也可以有混合舰队,今天我们这里已经有了高盛,其实就是协同作战的策略。我们很多实体企业走出去经营没有金融的支持,金融走出去投资没有实体企业的支持,最后都是两眼一抹黑,盲人摸象。所以大家要协同作战。

2017年底我们与高盛签了中美制造业合作基金协议之后,2017年4月召开了中美产业芝加哥峰会。当时我们准备带100位企业家到美国去,跟美国企业家对接。在准备的时候,哪知道风云突变,中美贸易纷争升级了,很多人问这会还能开吗?结果最后来了384位中美企业家,会场上其乐融融。在会上,我问了一个问题,我说搞中美制造业合作基金,跟美国中西部合作,既能够帮助美国创造就业机会,也能够让中国消费者满足需求和帮助中国的产业升级,对于这样的基金美国有什么样的疑虑吗?美国官员说,对这样的基金他只有支持,没有其他。当时全场一片掌声。我们确实希望多做一点事情,能够引导双方走向更多的合作。

我们做双边基金,一个原则是选择对方国最强大的金融机构作为合作伙伴。最强大的金融机构要有三大指标。第一,优秀的直投团队。第二,强大的投行团队。第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按这个标准比较下来,美国是高盛,英国是汇丰,日本是野村、大和、东京三菱、瑞穗和三井住友联合在一起的联合体。我们现在正在跟法国、德国、意大利、以色列的相关机构谈合作。

中投公司将来要创造一个中国与世界结合的“非诚勿扰”,实现全球技术对接中国市场。我国的对外投资有两个特点,一是需求无限,二是毫无章法。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带到一个有序的状态。美国还是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影响力的老大。如果我们能跟美国搞好一项合作,全世界都会力争来和我们合作。真正能够产生最大协同效益的应该是中日两国。

中日两国的距离很近,相关产业已经有很多的合作。我去日本东芝公司访问的时候,就直接跟他们讲,如果他们不肯把好东西卖给中国,只会有两种可能,第一就是破产,第二是等印度人来收购他们,而后者发生还要等三十年。2018年中日关系转型了,因为日本人是真明白过来了。今天在经济体量上,美国是第一,中国是第二,日本是第三。2009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现在是日本的两倍,未来还可能变成日本的三倍,所以日本拼命想上我们的船。中日之间将来完全可以变成一个非常自由的贸易区。

2018年我在日本访问时见了一个和服厂的老板,她想做和服卖到中国。我告诉她和服在中国恐怕卖不出去,但是日本的服饰艺术在中国的销量还是有希望的,和服上的图案与苏绣和湘绣相似,绚丽至极,可以做成衍生品,绣在沙发套、枕套上,还可以制作成日式风格的屏风摆在家里,这位企业家很激动,说咱们就这么干。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时,中投公司和日本金融机构签了一个中日产业合作基金项目,中日双方一定要继续创造共赢空间。

从传统产业的飞机发动机到新兴高科技产业,比如牛津的纳米基因检测技术,中国和英国的合作空间非常广泛。中投公司和汇丰集团初步签署了一个中英产业合作基金,除了财务投资,还要把两国产业成建制地连在一起。

我们已经探讨出了新的对外投资模式,全世界分为四个方向:中美、中日、中英(包括欧洲和以色列)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四个行业:生物医疗、先进制造、大消费和TMT(科技、媒体和通信),这也是中国经济社会最活跃的四个领域,我们做的这一切会帮助这四个行业加速现代化的进程。

2017—2019年之间的全球经济增长,中国贡献了35%,美国贡献了17.9%,中国是美国的两倍。因为你有增长,所以大家来跟你合作,如果你没有增长,肯定就没有人理你了。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发展好,这样对外合作才会更加顺利,同时对外合作本身又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发展,这些都是良性互动。

经过探索,我们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主权财富基金管理模式。全球主权财富基金无非就是两个策略,一部分公开市场投资,一部分另类市场投资或者非公开市场投资。我们探索出双边基金加上直投,加上平台和生态系统的模式。我们对国外先进的东西,首先要谦虚地好好学习,可以结合中国国情把它转化成我们自己的经验,只有这么做我们才能走出来,靠简单的复制是不行的。

最后我想说一下中国经济的未来。

如图2.10所示,上下两张图分别是2015年雾霾中的北京和1965年雾霾中的纽约。其实纽约在1965年的时候并不比我们好,甚至更糟。八十多年前的伦敦、五十多年前的纽约、三十多年前的东京和二十多年前的汉城(现名首尔)都是一样的,各国遇到的经济问题、环境问题、社会问题以及其他各种问题都和自己所处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中国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马拉松为例,中国的城市马拉松是从2011年开始的。当年中国有9个马拉松赛事。到2016年中国有360个城市举办马拉松比赛,几乎一天一个。2017年4月15日当天就有43个马拉松比赛开赛,这是爆炸式的增长。中国人从努力吃饱到拼命减肥好像发生在一夜之间。

1996年我刚到纽约工作的时候,最惊讶的就是看到很多人大白天在跑步。我想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今天我们已经理解了,中国社会也到了这个阶段,发生了很多变化。亚瑟士是一家日本的跑鞋公司,中国人开始跑步让这家公司重新焕发了活力。中国社会的需求开始与国际接轨。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1/14,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0%。我们现在就是要提高供给水平,提高产业水平,具体的做法第一是实现自我升级,第二是拿来主义。

我想向大家推荐一部纪录片叫《谁建造了美国》(The Men Who Built America),它讲了美国1865—1914年这五十年间的发展,这五十年是典型的赤裸裸的资本主义或者叫狂野的、原始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这个时期最大的特点就是丛林法则,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好处是社会效率极高,变化一日千里,坏处是社会贫富分化,最后社会接近崩溃。

这个片子里讲了几个强人,一位是美国的航运和铁路大亨范德比尔特,他70岁的时候进军铁路行业,六年之后控制美国铁路业接近50%。没有最强,只有更强。还有一位是卡耐基,他曾控制美国钢铁业的80%。第三位是洛克菲勒,他33岁时控制美国石油原油行业的98%,是人类历史上个人在主要经济体、主要产业垄断比例最高的,他获取了相当于今天的7 000亿美元的财富。第四位是摩根,虽然他没有那么多钱,但是他比前面几位影响更长远,因为他从事的行业叫投资银行业,他可以进入任何一个行业,用别人的钱进行重组。1901年他买下了卡耐基钢铁公司,当时的交易规模相当于今天的4 000亿美元,相当于重组了整个美国钢铁业。

为什么美国没有产生巴黎公社?没有发生十月革命?美国有一个自我的修正能力。美国不断在市场和公平之间,或者是效益和公平之间寻找平衡点。

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人类研究光的本质是从牛顿开始的。牛顿说光是粒子,但当时也没有实验仪器可以证明。过了几十年之后,惠更斯发现通过光的衍射现象可以证明光是波。物质存在只有两种形式,不是波就是粒子,既然是波,那肯定不是粒子。又过几十年之后,爱因斯坦说光既是波又是粒子,他说如果光的波长跟周围环境差不多匹配的时候,会表现出波的特性,而在其他情况下则会表现出粒子的特性。

这特别类似于人类社会过去二百年的一个巨大争论,市场和政府、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这些理念上的争论非常尖锐,异常激烈,几乎是水火不容、相互对立的。邓小平同志曾说,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资本主义也需要有计划。所以我建议所有学经济学的人要先学好一门课,叫普通物理学,否则你容易因为误解而危害到社会。因为如果只有错误的理念,没有辩证的思维,那将是贻害无穷的。

我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个教授叫罗默。他原来在芝加哥大学是读自然科学的,后来想转学法学,但又转到了经济学,最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跟我们说,应该怎么理解市场经济?他说等我们毕业以后,一定要去荷兰看一个全球最大的鲜花市场。这个市场足足有200个足球场那么大,而且全在室内。

1997年,我专门在一个周末到那里去考察。每天早上欧洲各地的鲜花源源不断地运过来,早晨9点钟开始荷兰式拍卖,10元起拍一簇郁金香,然后经过几轮竞价,最后成交。等到郁金香的价格全部确定,全球所有的鲜花品种价格也就全部确定,都是依托郁金香的价格为基准。然后这些鲜花开始分装至拍卖现场,再打包、运输,运往世界各地。

是谁把这些鲜花准确无误地送到全球各地?就是鲜花市场中那只无形的手。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把这些鲜花送到了该去的地方和需要它的地方,而且一定准确无误。请问全世界哪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做到这点?他说答案是没有。他说的当然是对的。但是你也可以跟他争论,说政府也有它的用处。如果没有政府,谁能够保证飞机准点起飞?他的回答是飞机准点起飞也是靠航空公司无形的手。那么如果没有政府,谁能保证鲜花在运送过程中不被抢劫?不错,政府是社会的守护者,是市场规则的维护者。

这个故事非常清晰地讲述了市场经济本质中的两个重要主体,一个是市场,一个是政府。市场的无形之手配置资源,把鲜花送到需要鲜花的地方去。政府做好社会的守护者,维持市场公正公平。作为新兴国家,我们的政府要多干一点活儿,帮助建设市场,帮助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帮助提高市场投资效率。无形之手配置资源,有形之手维持市场秩序,同时改进市场规则、秩序以及效率。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两只手都要硬。很多人认为这两件事情会打架,如果真正做到市场来配置资源,政府来帮助市场更好地配置资源,而不是替代市场配置资源,这两者是不会打架的。

我在党校学习的时候,希望能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者相互打通去理解彼此。经过尝试,我发现其实很多问题的道理是完全相通的。我们要用西方能够听懂的语言讲中国故事。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社会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是我们过去总觉得它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东西,所以大家要好好思考问题,怎么做到求同存异。

我在美国读书时,看到老子的一段话,大概意思是说凡是离皇帝比较远的生意人都会比较快乐、比较富足。我拿这段文字去给芝加哥大学的米勒教授看,他也是位诺贝尔奖得主。米勒教授很激动,他说中国多么伟大,几千年以前就知道要小政府、大市场,他说中国是有市场经济的基因的。我听了也很激动。

后来我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去了华尔街,看到眼前屏幕滚动的数据,明白全球所有生产要素,正在华尔街这个平台上交换资本优势。市场经济有两个核心,第一个是市场,无形的手加上有形的手。第二个是交换比较优势,有人打铁,有人种地,两人彼此交换,一个有饭吃了,一个有自行车骑了。企业家每天的主要工作是什么?他们既不种地,也不打铁。他们交换的是管理经验和资源。正是因为有分工、交换比较优势,才有市场经济。老子只说对了一半,就是政府不能乱干预。但是他又说“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我们不能还停留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农经济的时代。

今天中国知道了市场经济,找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相对来说既能够发挥社会的效率,同时也能够避免社会成本,当然这个平衡点要把握准确。我们要根据不同阶段、不同国情、不同时间点不断地去找寻这个平衡点,总体来说我们是希望走一条比较好的平衡道路的。

我们考虑中国经济的未来,其实微观上有很多发现。十几年前我在北京郊区看到一个广告牌,上面有27个互相竞争的农家乐土菜广告。你到全世界去找,一个广告牌上有27个广告在竞争同一件事情的,只有中国才有。在中国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某家快递公司的广告,它于2016年10月上市,随后几年内又有三家快递公司上市,这本来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令人惊奇的是这四家快递公司来自中国浙江桐庐的同一个村。中国人勤劳致富、不怕竞争和“往死里”竞争的精神,是中国经济生生不息的动力。

硅谷的企业家们来了北京,看到中国的创业公司感到很震惊。美国人创业,到下午五六点就下班,中国人创业能坚持到早上五六点,到了七八点钟又回来继续干。美国人说这确实太可怕了。我们观察中国经济的未来,一个是要有良好的历史方位,另一个是要有正确的历史方向感。

从美国一百年产业演变来看,从以农业为主发展到以工业为主,再发展到以服务业为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重复了几乎同样的历程。我们也是从以农业为主,发展到以工业为主,再向以服务业为主发展的。现在服务业占比刚刚超过50%,达到了53%,而美国是85%。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追上美国,达到85%,但一定是一个追赶的过程。我们要在把握正确方向的前提下,加速中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怎么才能够加速呢?有两个有效的手段。一个是推动金融改革,另外一个是加快优化对外投资。

最后给大家看一张照片(见图2.11)。这是一位清华校友拍摄的,是“和谐号”列车行驶在居庸关。居庸关春天有花海,我也带了一些年轻人去看,拿手机拍了几张照片。下山的时候看到两个年轻人手机里的照片,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问他们这是怎么拍出来的,他们说是用无人机拍的。中国创造出了一个无人机产业,而且这个产业已经超过了美国。大疆无人机占据了全球无人机市场70%的份额。原因非常简单:一是中国有巨大的消费者市场,二是中国有相对低廉的制造业成本。在中国买一台无人机大约要2 000元人民币,在美国买一台功能相似的无人机要3 000美元。一个人骑的电动独轮车,在中国已经便宜到700元人民币,只要100美元左右。

所以依托中国巨大的市场和相对低廉的制造业成本,我们继续加快改革、扩大开放,不断优化中国资源配置体系,中国完全有可能加快经济转型的步伐。为了表示我们对中国经济未来的期许和信心,我们给这幅照片起了一个比较文艺范儿的名字,叫“开往春天的列车”。

Comment here